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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鼎孤烟——保安古城。赵云才摄
被遗弃的“保安大河”
榆谷被称为“金色谷地”其实是缘于“两山一水”。“两山”是指夏琼山和阿米德合隆山。这两座山由南向北延伸，形成一个由高到低的天然阶梯；“一水”是指保安大河。它源于夏德日山，河的上游段称曲玛日河，进入麦秀林后称麦秀河，中下游经“保安四寨子”、麻巴（意为下游）到野雀峡为止叫保安大河（古时亦称为野雀峡河）。保安大河流域面积有4960 平方公里，全长156.8 公里，在尖扎昂拉汇入黄河。
为什么叫保安大河，而不直接叫保安河呢？这是因为与保安大河相对应的，还有一条保安小河。保安小河源自古城南莲花山东西两侧的红泥沟与梢湿河滩，全长约20 里，汇入保安大河。
据《循化志》记载：“保安大河，亦曰野雀峡河，源出厅属合儿番寨之素古山。北流经野雀峡塘东、吴屯西、季屯东、李屯东、脱屯西。”这也就是说，保安大河的取名并不是特指保安镇的大河，它是一条属于泛保安人的大河。保安大河流域的保安城内村、城外村、下庄、尕队、新城及吴屯上下庄、季屯（年都乎）、李屯（郭麻日、尕撒日）等村寨，过去泛称为保安，居住在保安大河流域的人叫保安人。
自古以来，保安作为中央政府在榆谷地区的惟一军事据点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的威势覆盖或辐射黄河南部地区。自明朝重建保安城后许多地名因此而被冠以“保安”二字，比如保安堡、保安四寨子或保安四屯、保安古城、保安都司衙门、保安总爷、保安副爷、保安千总、保安社火、保安人、保安话、保安马场、保安大河……因为“保安”历史悠久，名气很大，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省内外只知“保安”而不知有其它地方并非奇闻。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有关图书资料、地图画册、报刊杂志以及政府文件中广泛使用保安大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隆务镇经济建设及民族文化建设的需要，保安大河渐渐被隆务河替代，野雀峡被隆务峡替代。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保安大河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直至被人们完全遗忘。
时下，许多城市为提高自己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历史深度，竭尽全力恢复古城名，比襄樊已经改回襄阳，长安大有替代西安之势……在此大背景下，保安大河这条沿用了千百年的河名被中断或更改，有时候确实让人很无奈。抛弃历史深度的文化符号，中断自己辉煌的历史名片，难免让人惊讶、困惑和迷茫。
被误解的“脱寨”
生活在保安大河流域的兄弟民族把保安古城称之为“脱家”。那么，这个“脱家”是少数民族固有的词汇，还是汉语名词的音译？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询问过许多少数民族朋友，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脱家”在少数民族词汇中的来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有什么具体含义。那么地地道道的“脱家”人知道“脱家”的真正含义吗？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含糊地引用一个错误的传说，表示“脱家”的意思是居住在高处的汉人。
真相不明以前，往往会有各种版本的传说进行有意无意的口头创作。经过传承、转述、加工、传播，以讹传讹，以至于许多人以这个美丽的传说为依据，除了“脱家”外还创造出了诸如“妥加”、“托加”、“妥家”、“托家”等等众多词汇。更有甚者，民间版或正式版本的文史料资料中还赋予其新意为“居住在高处的中原人”。
提到“居住在高处的汉人”和“居住在高处的中原人”似乎可以找到一点依据，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铁城山雕窠城。这一点，在有关史料中已有明确记载。
早在唐宋时期“脱家”人的祖先确实居住在铁城山的雕窠城里，元明清时期铁城山还有驻军把守。但这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并不足以说明“脱家”的真正含义就是“居住在高处的汉人或中原人”，因为“脱家”的先人最初居住在保安河中游西侧的平地里。根据有关文史材料不难看出，两汉、两晋、南北朝时期，“脱家”的先人生活在互助滩的榆谷城里。这是一群随赵充国老将军开发河湟谷地的部队，他们奉令驻扎在保安河中游的平滩上“筑城屯守”，成为了最早进入保安河流域的屯垦军人。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保安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野雀峡（现称为隆务峡）发生崩塌，继而形成堰塞湖，生活在榆谷城里的人们被迫搬迁到了地势较高的铁城山（也叫二郎山）上，修筑了一处雕窠城（也称铁城）居住。时光跨越到了元朝，国家一统，战事不再，生活在雕窠城里的人们在东山山麓下夯土板筑了低矮土墙小城，这儿成了雕窠城居民的集体畜圈——圈养东山上放牧的牛羊骡马。随着雕窠城人口和牲畜的不断增加，小城里实在无法容纳那么多的牲畜。渐渐地，雕窠城里的人以畜圈为基础，修筑了供人居住守护牲畜的简易房屋。明永乐九年（1411年）设立“保安四屯”后，“脱家”有了一个正式的官名叫脱屯。以羊圈起始的脱屯，在明万历二年（1574年）由四屯军民合力重建，又有了一个“保安”的官名。城内原有居民在重建保安城时搬迁到保安城北，仍沿用着脱屯旧名。在梳理了“脱家”的名称演变后，我们不妨从这个名称的来历上寻找出准确的答案来。很多古城完全可以根据它的名称推测出它建立的原因。“堡”为过去官府派兵驻防之地。“寨”是民间以家族为主的村民自卫机构。清朝乃至于民国时期，保安大河流域的吴、季、李、脱被称之为“保安四寨子”，脱屯堡在民间称之为脱寨。据此，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究，认为“脱家”系“脱寨”的土语方言转音或音变。而且“脱家”这一称谓主要流行于季、吴、李屯三寨子当中，并被他们广泛使用、广而传播。久而久之，“脱家”便成为兄弟民族对保安古城的固定称谓了。
说到这里，想必你也知道了“脱家”的真正含义了。如果还有人把“脱寨”音译为“脱家”的正确来源，误写为“妥加”或“托加”，不仅不妥当，而且是大大不妥。如果还有人把“脱寨”误解为“居住在高处的汉人或中原人”，那将是大错特错！
被淡忘的“榆谷城”
榆谷城位于互助滩东北边、西北边破拉扯河这么个范围内，民间称其为“塌城”。榆谷城规模及形状，史料记载模糊。其遗址尚存一段城墙及星零出土的陶罐瓦当而已。
榆谷城始建于西汉。据文史工作者考证，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 年），赵充国在湟水流域“威服定羌”后推行屯田戍守，其后在互助滩筑榆谷城。被赵充国带到边陲的屯垦者们，在榆谷城繁衍了一代又一代。他们远离中原，真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地步。时光回到了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这儿发生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大地震，榆谷城北临黄河的野雀峡山体滑坡，黄河支流保安大河被阻截后，迅速形成了堰塞湖。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榆谷城逐渐被湖水淹没了。劫后余生的人们把目光放在了西南方向的那座地势较高的山头上。没过多久，人们在铁城山巅上用红沙土夯筑起了周长870 米的城墙，并陆续建造了遮风避雨的房屋。新筑的城池高耸入云，山崖峭壁上有大雕垒筑的巢穴，人们便把新筑的城堡叫“雕窠城”了。
榆谷城淡化始于被堰塞湖淹没后改迁到铁城山，雕窠城逐渐替代了榆谷城。《新唐书兵志》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派兵攻占雕窠城，于其地设振武军……”尤其是明初设保安站以及清雍正八年（1730年）设保安堡军营、雍正十年（1732年）建中军都司衙门后，在官方文书及日常公文中频繁使用行政单位“保安”所致。
那么，榆谷城真的被人们彻底遗忘并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吗？
榆谷城早已被后人所遗忘，但它却以另一个符号顽强地存在着。据青海师大教授吴均先生指出：一些地方史料中出现的“一公”城、“移公”城即为“榆谷城”的土语方言转音。“热贡”亦为“榆谷”的土语方言转音（《同仁县志》）。一直以来，我诧异于“热贡”之称谓。查寻《现代汉语词典》及其他工具书，只有“热狗”并没有“热贡”一词。由此证明，“热贡”即不是汉语词汇，也不属于少数民族固有词汇，却是“榆谷”的转音或变音。
榆谷城被保安城替代很好理解，那么“榆谷”什么时候变成“热贡”了呢？这是因为榆谷城被废弃后，自唐朝筑雕窠城、明朝筑保安城，保安一直是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区域中心位置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不管官方史料中如何承接榆谷城——雕窠城——保安城的历史变迁，自打明清以来民间便以榆谷的转音或变音“热贡”来表述这一区域范围，榆谷城仍顽强地活在历史当中。
被误导的“营务人”
和朋友们讨论保安史话的时候，有人对“营务人”这个名词提出了疑问。说保安族有人把自己的先人称作是“营伍人”，是元朝保安地区真正的“管理者”，这种提法是否正确?
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追根溯源其身世来源，抽丝剥茧查找其社会定位，如此这般才能真相大白。
首先要说明的是，保安的汉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成为了本地原住民。他们先是居住在互助滩的榆谷城里，后来迁到了铁城山的雕窠城里，再后来搬到了烟墩山下的保安城里。这段历史是任何人不容篡改的。
据史料记载，公元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初，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蒙古诸部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西征。随着蒙古大军尽占西北各地，榆谷地区自然而被纳入到了其管辖区域。为保障从西北地区进攻南宋，蒙古大军在沿途征调了大批汉族工匠，同时将一批被俘的西域色目人（即蓝眼睛人）和中亚撒尔塔人当中的工匠押解过来，组成了蒙古西域亲军(后勤部队)。这支被后人称之为“技术营”的工匠们，随蒙古军官吐索龙率领的探马赤军进驻榆谷地区，驻扎到季屯执行驻防与后勤保障工作。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驻防的军队是由蒙古军官吐索龙手下的探马赤军，混编的工匠、尤其是战俘工匠是其监视和奴役的对象。据此我们不难理解，蒙古大军西征时缴械投降的战俘还能以“营伍人”的身份自居吗?丢掉了营伍军人的身份，然后被占领军强制押送到异地强迫他们作后勤工作，这样的一群人还能称其为“营伍人”吗？其正确的身份应该是——在军营强制劳动并为军队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简称“营务人”。
“营务人”被正视听后，所谓“管理者”的说法不喻自明。
大量被征调的汉族工匠和解除武装的战俘人员组成的“技术营”，在蒙古探马赤军的督促下很快就向前线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弓箭、战刀、马掌、马鞍、被服等军需品(保安腰刀的锻造工艺与技术成熟就是源于此时)，有力地支持了蒙古大军行军作战。1259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后，遂将“营务人”与探马赤军一起编入民籍就地驻扎屯垦。允许“营务人”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成为真正的“民户”。从这时起，这支混编的“ 技术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元朝及其后的有关史料上“兵农合一”的提法只是个体面的称谓，名不副实。其实“兵农合一”之中的“兵”是指蒙古军官吐索龙率领的探马赤军，所谓的“技术营”并非正真意义上的士兵。探马赤军是正版的“军屯户”，“营务人”是贴牌的“军屯户”。有些人据此为实，将自己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兵户”是一种掩盖战俘真实身份的体面表现。因为与沿途征调的大量汉族工匠不同，从西亚、中亚强制押送来的战俘数量较少，他们的政治身份是俘虏，是被管制，被监视，被奴役的对象，所以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低。既使蒙元统一全国，赦免了这些战俘，使之成为了笼统意义上的军屯户，那也是“匠籍”，并不拥有“军籍”。蒙元统治者不可能让一群“匠籍”人员管理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这是常识。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群曾为蒙古大军提供后勤保障的“技术营”破格编入军屯户确实得到了较好的待遇，不仅让他们娶妻生子，还让他们“匠籍世袭”，并且他们的户籍由军事机关掌握而不入地方籍册。其实，“技术营”的户籍交由军事机关掌握，目的是便于管理这些人员；“匠籍世袭”是为了军事需要，一旦边防发生战事，这群人可以立即组成“技术营”为军队提供后勤服务。他们服从或服务于元朝军队，并不担当“管理者”的角色。
再有就是，这些数量较少的从西亚、西域被俘后强制押解过来的工匠们来到榆谷，他们不可能携带妻小，这也是常识。
上世纪80年代城内明清时代商铺街遗迹。
赵云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