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国的冬季,下雪似乎未以为奇,倘若不下雪,反倒成了稀罕事。我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雪当作冬天的符号。对于冬的判断,我正是从第一场雪认定的,而不是呆板的气象意义上时令的到来。毕竟农人在农事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是对全国大部分地区适用的,像青海这样的内陆高原好像只有冷暖两季,不甚分明的四季无法遵照自然的时序来显示阴晴雨雪。然而,它并非一无是处,越是这般别出心裁、自成一家,越能给人出奇制胜、耳目一新之感。
今岁的初雪比去年迟了十多天,可它总算还是如期降临了,既没有人与它签下信誓旦旦的承诺书,也没有人强烈要求它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声以昭示自己的忠诚,它就这么自觉地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古人说下雪是因为“封六巽二弄干戈”,又说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反正我没有那双“慧眼”看到,我只看到的是第二天早上遍地里、满树枝、全屋顶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像筛了一地的细盐,像铺了一地的碎银,像盖了一地的棉毡,那么晶莹剔透,那么洁白无瑕。
它来的脚步多么轻盈,动的声音多么柔软,飘的姿势多么优雅!就在一个秋风萧瑟、百木凋零的季节,一个星光惨淡、虫鸟低吟的夜晚,从昏黄的街灯下、匆匆的车辆旁、薄雾的暮气里,神不知、鬼不觉地降临了。当然,这时候的人们多半围在了自家熊熊炭火的铁炉旁,躺在了舒适的沙发上,喝着小酒,看着电视,或未察觉到它神秘的身影。只有饥渴难耐的沙土蘸着消融雪水的甘甜,道出了发自肺腑的、圆润浑厚的致意。它总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对于它的驾临,我有说不出的欣喜和激动。
当第二天清晨一缕明媚的阳光透过窗纱向我射过来时,我俨然感受到了雪后的晴朗、舒心。湛蓝如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的遮掩,只有别样温情的阳光透露着如春的惬意。这样的天气,不像我们家乡阴云笼罩三五天或长达半个月,挤不出一片雪花来,相比而言,这里的雪又显得多么干散洗练,多么痛快淋漓,一点也不扭捏,一点也不矫揉造作,与当地人的豪爽、率 真 可 以 互 为 映 衬,这 却 不 是虚话。
我喜欢雨雪带给空气润泽的气息,尤其在青海的冬季,倘若不下雪,不仅面临干燥的侵袭,风沙的肆虐,而且好像在啃风干了的馍馍、品没有茶叶的开水、吃味同嚼蜡的饭菜,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索然寡味、俗不可耐。
此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千两百多年前居成都草堂的杜甫形象。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 759年)秋,杜甫弃官到秦州,又辗转经同谷到了巴陵。到了第二年春,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不料到了次年八月,秋风扫荡,大雨又接踵而至,自己尚且食不果腹的诗人,联想到安史之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万方劫难,长夜难眠,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篇千古传诵的诗作。十月初,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拜谒罢诗人的草堂,刚过去近一月,又飘下了一场冰冷沉重的大雪,对于正在极度贫困中挣扎的人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可惜我没有他那神来之笔,只能在声声的叹息和良久的思索中越发激起对先贤的崇敬。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我们虽然难以想象在两千多年前经济社会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但可以预知的是,亚圣孟子必定也是在经受雨雪的考验、饱尝人间的冷暖之后,发出了推及“仁政”“王道”的召唤。先贤们总是以感同身受的责任感和为民请命的使命感思考当今,顾及天下,他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导师,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世界遗忘。
毕竟,雨雪是无情的,它的出现总是穿着冰冷、寒凉的外衣,与人的体温中和交换之后,余热也就所剩无几了。而雪后的阳光却是热烈的、奔放的,它是在发泄了郁结已久的愁闷后留下的坦荡和真诚,带给人的感受总是温馨的、惬意的。植物需要它,人也需要它。人间需要多一些阳光,少一些雨雪。我想,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声。
与其这样,我倒希望不下雪的好,免得增添无尽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