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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尖扎加让等地至今流传着一则夏藏万户的故事，说的是解放初尖扎县政协副主席雄武当智的祖先从万户衰落到千户乃至百户的沧桑历史。这些情况在官方文献及汉文资料中找不到确凿的佐证，只是当地民间的流传口碑及藏文资料中有一星半点不甚完整的记载。
一、夏藏万户之说
关于夏藏万户，当地人传说在唐蕃后期，约在藏王松赞干布之后的某个时代，吐蕃王室派一首领到安多尖扎的夏藏滩一带驻扎并统辖今果洛的玛沁、达日、甘德、久治、班玛，海南的同德、贵南、贵德，黄南的同仁、泽库及甘南夏河、合作十二个地方的藏族部落，因居住在今马克堂镇（原加让乡）夏藏滩一带，故称夏藏万户。（此时的夏藏万户也许不是吐蕃实授的万户长，可能是相当于万户的派驻官员）。在整个宋代，有关夏藏万户的事迹民间没有任何传闻，当时这一带处在角厮罗的青唐政权统治之下，官方的史料中也无夏藏万户的反映。传说在元朝夏藏万户及其部众被蒙古部队打散，夏藏万户三兄弟跑到今甘南合作一带安身。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等到明朝军队赶走元蒙军队后，他们兄弟三人又回来，被明朝重新安置在夏藏滩，并被明帝正式任命为夏藏万户，从此开始了夏藏万户的历史。这一段故事与历史背景比较吻合，它反映的是公元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军队攻取西夏的积石州、西宁州和金国的洮洲、河州等地，蒙古统治势力逐渐深入青海全境，并向广大吐蕃区域进行武力征讨的情形。但夏藏三兄弟在合作避居的时间过于短暂，在逻辑上有点问题。因为元朝虽短，也经过了一两代人，俟至明朝兴起、元朝灭亡也用了几十年时间。据说三兄弟回来后分别居住在贾加、佐周、曲藏玛，即现今加让、宣藏、前藏、和日、格曲5 个自然村（原来有都藏，后来都藏与前藏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可见三兄弟比起他们的先人夏藏首领，辖地已十分狭小，远远不及先人的势力范围。同时当地有关人士又说夏藏万户就是必里万户。必里万户是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 年），元朝统一中国后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置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之下管理甘青部分地区藏族部落事务的土官机构，其辖区在古代的朵思麻（又称脱思麻，通称安多或多麦）与朵甘思（今川西、藏北和青海玉树地区）交界地区，其府衙在何处，也无明确记载（在元明两代虽说有贵德州及贵德守御千户所，辖区在今海南、黄南一带，但它一般不包括牧区地带）。明朝推翻元朝后，在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17 年），将元时必里万户府改置为必里千户所，隶河州卫；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 年）升为必里卫，下分左、中、右3 个千户所。卫属羁縻性质，无流官派守，职官由部落首领担任，仍受河州卫节制，史学界认为其辖境约青海海南州、黄南州部分地区。明未废。担任必里万户或千户者不止一人，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史书中没有留下记载。留下记载的只有三四位世袭万户，其中前两位，一个叫朵儿只星吉，一个叫阿卜束。关于他二人的记载均见于明朝文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 年）十一月，故元必里万户府朵儿只星吉来降，被河州卫指挥使韦正送至京城，授予必里千户所世袭千户之职；洪武六年（公元1373 年）八月戊寅日，明朝“以故元蒙古世袭万户阿卜束为武略将军，必里千户所副千户，另有14 人分别任必里千户所千百户，领其土人御番溪界首”。元代的必里万户府到明代变为必里千户所，朵儿只星吉和阿卜束由世袭万户降为千户。此后某年任必里千户所千户的还有哈即尔加，据同仁瓜什则寺院保存的明朝的一道册封敕诰原件及永乐皇帝赐给阿哈巴的敕书文件，永乐元年（公元1403 年），升必里千户所为必里卫，以原千户哈即尔加之弟剌麻失加、千户阿卜束之子结束为指挥佥事。次年，结束死，其弟阿哈巴袭职。必里卫土官中最著名的要数康寿。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 年）康寿任千户之职，次年升任河州卫指挥佥事。此后数年内，历升河州卫指挥同知、必里卫指挥使。洪熙元年（公元1425 年）十月，必里卫土官指挥康寿奉命与陕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挥李英共同率土兵征讨曲先卫立有军功，升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不理司事），并赐给世袭诰命。宣德元年（1426 年）十一月，居住在捏纳卜咂族地方的康寿家属被必里卫和西宁卫所管的两个部落合伙劫杀，朝廷知道后，派镇守西宁的都督佥事史昭会同土官都督李英查处，史昭、李英调集官军和土兵进行了军事征讨，为康寿报了仇。土官康寿官职较高，事迹突出，他在维护地方安定、民族和睦相处等方面做出显著贡献。康寿以后，必里卫土官的姓名很少见到记载。夏藏红宝充任必里卫万户的情况，在史书中也没有点滴信息。不过史书中透露出尖扎当时有“万户之称”的信息。有关尖扎藏族的情况最早见于明朝史著，“时有坎奔族、占咂族、章咂族，属一大族，内分二十四族，有万户之称”。明初在河州设茶马司，负责黄河以南地区的“茶马互市”事务，加咂族（今尖扎的明代称谓之一）则系“茶马互市”二十一族之一的纳马族分。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 年）时，河州必里卫（由必里万户所改置）藏族分二十九族，内有加咂族；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 年）统计，“加咂族男妇五百余名口”。民间传说第一代夏藏万户叫多杰龙智，最后一代夏藏万户叫合作·万玛加。中间因缺乏系统传说，难以详述。
据说夏藏万户衰落的时间约在二世拉茂夏茸尕布洛哲嘉措（1610——1659 年）时期，即某代夏藏万户把古雷寺一带的土地献给二世夏茸尕布活佛作建寺之用开始。传说二世拉茂洛哲嘉措，是土默特蒙古首领火洛赤之子，他为兴佛昌教，欲在尖扎黄河两岸择址建寺。他先在黄河阳面的尖扎部落首领安答其哈昂索处吃了中午饭，要了两个地方，都没有赢得昂索的同意。后来到黄河阴面的尖扎部落首领夏藏万户处求助，问夏藏万户“可否在你的领地内划给一块下蒙古包的地方？”夏藏万户说“可以”，这样夏藏万户爽快地答应给予他一块传经布道地方。公元1646 年二世拉茂夏茸尕布在今加让地盘创建了古雷寺（藏语称玛古日关巴，意为黄河之滨的帐篷寺），传说最初是蒙古包帐篷寺院。后来安答其哈昂索给夏藏万户带话说：“你的金碗下面出现了一个疙瘩，这个疙瘩坐大了以后，会弄翻你的金碗的”，后来这个预言不幸言中，随着夏茸尕布活佛的声望剧增，日益成为尖扎等地的政教双重统治者，夏藏万户的势力江河日下，日趋没落。
二、关于加让千户
关于加让千户，民间认为夏藏万户从夏藏滩迁到加让后便成为加让千户（俗称加让红宝），但文献上至今未找到确实的命名根据。传说其祖上系元代州封的化隆昂思多一带至尖扎原红帽卡地区的世袭万户，亦称夏藏万户。说明他是夏藏万户的后裔，同时有关传闻印证了其与夏藏万户有一脉相承的世袭关系。传说最后一代夏藏万户叫合作·万玛加，他没有子嗣，他之后其部落由妹妹当家。他的妹妹称却毛，据说是一个泼辣、厉害之人，她经常堵截人们过往夏藏滩的道路，人们通过夏藏滩要收取过路费。在她的时代夏藏万户家族从夏藏滩迁到加让一带，正式成为加让红宝；并说在当地“渠头”的地都由她家占用，民间称其为“却毛香卡”（即却毛的田地）。虽然找不到加让千户的相关资料，但他统辖的部落红帽卡（有些史料记为环莫卡）在明清时代却很出名。明史称“巴咂族户三百，口八百有奇，带甲胜兵三百，蒙古人谓之‘红帽善箭，稽杂善刀’的红帽尔族”。明嘉靖以后，占据环青海湖地区的西海蒙古十分骁勇，但他们中间流传一句顺口溜：“红帽善箭，稽咂善刀”，对今尖扎、门源两地的红帽尔族、稽咂族常怀畏惧心态。清朝前期，据史书记载尖扎县境内驻牧的主要是揣咱（尖扎）部落，此外还有思囊拉、堪卜拉等族，这个揣咱或许是指原红帽卡部落。后来，各部落势力此消彼长，变化很大。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 年），由达鼐会同西宁总兵官周开捷对各藏族部落清查户口，划定地界，设土司，分别授以千、百户等头衔，由西宁办事大臣发给委牌，每千户委一千户，每百户委一百户，不足百户设一百长或干保。时河湟各族共有部落二百零七个，有总千户一人，千户二十二人，百户一百一十四人，百长八十一人，干保头人四十六人。其中“ 昂拉族设千户1 员，驻牧昂拉”，说明此时昂拉部落开始崛起，加让千户不见记载。民间传说加让千户被授封于清朝未年或民国初年。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还见过皇帝颁发的方形铜制印章和红缨穗官帽，可惜在文革动乱中丢失。其千户所管区域界线是东面为黄河，西至申宝山，南面从加让河滩以上，北至安中河西。
清末民初尽管加让红宝的势力大不如前，但还对“红帽卡生”以外的有些地区有一定的约束力，如末代加让千户（实授百户）雄武当智的爷爷曾对昂拉部落的勒松（包括洛曲、洛科、勒见三村）和措玉（包括如什其、科沙堂、李加、娘毛四村）的纠纷作过调解处理。说明此时加让千户的势力不在昂拉千户之下，但后来昂拉千户扶摇直上，势力远远超过了加让千户。中华民国时期反映，尖扎地区有7 个较大的部落，其中最大的千户部落是昂拉（即原思囊拉）部落，仅次于昂拉的百户部落是环莫卡（即原红帽尔）部落，其余坎卜拉、多加等都是相当于百户或百长的小部落。也许著名藏学专家陈庆英在《中国藏族部落》（1990 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中对加让红宝及其部落环莫卡的论述较为客观求实。他说“环莫卡是尖扎境内仅次于昂拉的一个大部落，位于尖扎县北部，东隔黄河与化隆县群科镇相望，南面和昂拉千户部落接壤，西面是贵德县的切扎部落，北面同多加部落相连，今分属措周、加让、康杨等乡。‘环莫卡’亦称‘环莫卡松’，是环莫三部之意。相传，环莫部落某头人的三个儿子将部落分为三部，即贾那合、措周和曲藏玛3 个小部落。环莫卡部落自称原来是万户，又说是千户，解放时实际上相当于百户。尖扎县委统战部1956年资料称，环莫卡有五庄，这五庄是曲麻麻、措周、罗哇、贾加和安中，五庄共计698 户， 3601人。”
图为尖扎县坎布拉旅游景区赵佐权摄
三、雄武当智简介
雄武当智（《尖扎县志》记为雄武旦周）是加让千户后裔，环莫卡部落末代加让红宝。绰号“来日干”。雄武当智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生于尖扎县原加让乡加让村的麦什扎德哇。在他的年代，加让红宝的势力相当衰弱，先是夏茸尕布及其拉茂德钦寺政教合一制度对整个尖扎等地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影响，继而昂拉千户后来居上，不断坐大，大有吞并蚕食其部之势。而且据陈庆英的资料，当时环莫卡部落的实权由古哇寺活佛掌握，古哇活佛对环莫卡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雄武当智就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中，经受了种种复杂局面的考验。
1913 年座落在加让地段的古雷寺与加让红宝发生冲突，古雷寺阿卡动用枪支攻打加让红宝庄园，七世夏茸尕布活佛把雄武当智（应该是雄武当智的父亲，因为他当时还未到主事年龄）抓去，强行划去了夏藏滩（1954年经政府调解，又将夏藏滩归属给了加让村）。1921 年雄武当智继其父任环莫卡部落百户，1922 年去西宁参加训练班，回来后任乡长，有些资料上讲当时还任过千户（未经考证）。解放前夕雄武当智力图尽其所能挽回本族颓势，恢复先人祖业，然大势所趋无力回天。解放后，他主动交出本村的三支步枪，积极靠拢人民政府，为解放军当向导，反映匪情，协助武工队工作，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1951 年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的一名排长在与昂拉武装匪徒的遭遇中不幸身亡，雄武当智连同儿子、儿媳背负烈士遗体送至人民解放军驻地。由于他对新生政权的大力拥护和支持，引起了当时还未解放的昂拉割据势力的不满和封建土匪武装的仇恨，使他的庄园及部族遭受巨大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解放初两三年来，土匪对其所辖部落及其附近区域，不断烧杀掠夺，几乎赶走了所有牲畜；在其所在的麦什扎村烧毁房屋四五十间，还毁坏门窗、水磨、抢夺马匹，使这一带群众无法安生，损失相当大。为此，他一面带领当地群众搬到武工队驻地（和日），一面愤怒控诉反革命匪徒罪行，号召大家衷心拥护人民政府，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他在1952 年5 月份召开的省协商委员会、省人民政府委员会联系扩大会议上说：“青海解放后，我们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可是反革命匪徒不甘心灭亡，不让我们各族人民翻身，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一次又一次把我们的人打死，牛羊抢走，房屋烧掉，家具破坏。在加让一带，现在庄稼还没种上，群众到处流浪逃难，不敢回家生产”。在他的努力下，加让一带群众积极支持解放军武工队，为肃清尖扎地区土匪特务作出了贡献；同时由人民政府免除了1952 年至1954 年的三年税费，为加让农牧业生产的恢复，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及后来尖扎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加让合作社的成立、尖扎县先进农业生产队加让生产队的树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1953 年，尖扎县人民政权建立后，雄武当智被先后安排为副乡长、政协尖扎县委员会副主席，政协黄南州委员会委员、常委（驻会委员），黄南州人民委员会委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仍然坚信党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生命弥留之际，还忠告子女“要跟共产党走”，“要相信共产党”。
1982 年，雄武当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退赔错误没收的财产，对其子女和受株连的亲属作了妥善安置。
这就是夏藏万户家族从元明至清末，再至现在的沧桑往事。从这个家族的兴衰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整个尖扎藏族部落的风雨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