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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讲述这件往事的时候，自然会追忆起我那多灾多难分崩离析的家族，自然会回想起我那命运坎坷而坚贞不屈的母亲。我的眼里禁不住浸满了泪水，心里不由得充满了辛酸。我之所以在耄耊之年，回顾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是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诫人们不管身处何种境地，要真诚而勇敢地生活。面对黑暗的社会，要坚强无畏，发愤图强，要相信光明的日子定会到来；面对灰暗痛楚的环境，不要自怨自唉，甘于沉沦，要保持做人的底线和人格的尊严。面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要倍加珍惜，懂得感恩，要铭记改革开放的英明、伟大，要知道欣逢盛世的不易、幸运。
一、家庭身世（略）
二、母亲其人
我母亲朱仲花，隆务街上汉回民都叫“威婆”、“母老虎”，周边藏族称“索其合加毛”。她一生勤劳朴实，坦诚豪爽，不甘任人宰割，同情贫苦弱者，有一副侠义气节，慈悲心肠。据说她小时候常跟外爷到保安尕玛沟一带放牧。外爷常拿一杆火枪，她自小学外爷打枪，喜欢玩枪，后来鉴于兵荒马乱世道不太平，她为防身自卫，买了“二十粒”（一种能装二十粒子弹的德国造盒子手枪），经常练习打靶，自此，她枪不离身，与枪结下不解之缘。常在腰里挎着手枪。传说她平常在家穿着山羊皮袄，上街时换上长袍短褂，腰里别着手枪，身边跟着两个女儿或儿媳。及至三十来岁，能双手打枪，且打的较准，因惯使双枪，在当地小有名气。传说一端一准。一次她去同仁县政府（国民政府）看望在“三青团”工作的兄弟朱仲禄，当时县政府的县长对她打趣道：“娘娘，我们打个靶吧！”她问：“阿门（怎样）打”。“随便打，谁输了30 块大洋、一只羊。”他们当即到附近伐木场上拿来两张条桌，在县长和母亲桌前各放了30 块银元，约50 步开外，支了一条方桌，桌子中间贴了一个白纸圆圈，算是靶心。说好用“马三八”枪（一种日本造长枪），每人打三枪，打枪姿式动作不限，怎样打都行。先让县长打，县长打了3 枪，未准靶心，都在圆圈之外。轮到我母亲她蹲下身打了抱枪，第一枪打准靶心，第二第三枪也紧挨第一枪旁，尽在圆圈之内。后来县长让传令兵将大洋、羊肉送到三盘磨，碍于县长情面她未收大洋，送来的羊肉当即煮熟与来人及众人一同吃掉了。
还有一次她到隆务街屠宰场买肉，屠宰场卖肉的穆家老板娘说：“娘娘我们打个赌成哩不？”母亲问打什么赌？。她指着隆务河对面（现今同仁民中所在地）站在山崖上的老鸦，你要是一枪把对面山崖上的老鸦打下来，我情愿不要钱，白送你一架子肉。她端起枪一枪就将一只老鸦打落在崖下，羽毛纷纷飞散，引来围观的连声喝彩。
她临危不惧，颇具血性、胆量。解放前夕的一天晚上，月亮很亮，半夜她听到楼下有动静，起身下床顺着地板（木板）缝子往下一看，发现磨门大开，月光照进磨房。她悄悄从楼梯走下去，看见两个人各拿一把刀抬着一口油锅（盛油的大铜锅）从油房中往外走，她拿了一根长矛立即追了过去，在走在后面的贼跨出门框的一刹那刺入贼的后背，贼“啊呀”尖叫了一声，撩下油锅，转身挥刀砍了下来，她往门里一避，贼人之刀砍在她向前踢出的脚边上，将麻绳纳的鞋底及布缝的鞋帮砍破了，伤了一只脚的肉皮子，贼随即跑掉了。事后上楼，大家看见鲜血流淌的长矛上，还粘着一片血糊糊的肉。
她善于相夫教子、持家理财。在父亲离家出外做事的多年间，她独立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操持着一大家子人的吃喝拉撒，拉扯着一大堆子女，并把磨坊、油坊管理的井井有条，这在那个弱肉强食、民生凋敝的年月实属不易。父亲殁后的日子里更是含辛茹苦，殚精竭虑，有时在腊月寒天，还跳进水里排冰推磨。她常说，我就这个命：“吃的是麻雀的食，担的是骆驼的担子。”她不恃强凌弱，也不忍气吞声，有一种凛然之气，使我们在社会上有礼有节，不卑不亢。
她虽是妇道人家，但做事重亲情、不张逛、留后路，对人有情有义，对兄弟姐妹也很痛爱。民国时期其弟朱仲禄加入国民党的三青团，思想也很激进，一度向国民政府检举了老家新城村的哥老会。新城人捉住朱仲禄“结背花”，将他按住用柳条抽打背部，打得血肉模糊，伤势较重，他在保安待不住，投奔隆务的姐姐。她用鸡蛋清敷伤口，服侍了好长时间。事后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家影响深刻。“阿舅，你风光的时候‘头顶西瓜圆上的圆，’现在你落难了，‘脚踩棒槌难上的难’”。“以后凡事‘河里的鱼，要听响声哩’”。
母亲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敢于走正道，说直话，讲道理。文革初期，原黄南州州长窦钧，被造反派打倒，停职检查批斗，心情极度苦闷。一日他在友人家喝了些酒，便到隆务河边散心。期间他到三盘磨讨要茶水，并在磨前一块大石头上洗脚，可能酒性发作不慎掉入河中淹死了。当时造反派将其定性为“畏罪自杀”。母亲从三盘磨窗户亲眼目睹了事件经过，并将事情真相告诉了窦钧家人及亲属，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形下，象母亲那样敢于透露真相、诉说真话的人不多，因为那样会遭受危险，引火烧身的。
母亲是一个刚强耿直，不出卖良知，不屈服强暴，宁折不弯的人。
文革时期，年近花甲的她遭受了无情的残酷的打击，造反派给她安顿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三天两头不是让她交代问题，就是拉去会场进行批斗。记得在她自杀的那天，是同仁县在县党校召开批判“三家村”群众大会，那些毫无人性的造反派，将她那样一个与“三家村”问题毫无关系的家庭妇女，拉去批斗，并强迫跪在玻璃渣子上拷问，唆使愚昧无知的积极分子打骂。我母亲就是在那场批斗会的晚上怀着极度苦闷和绝望的心情跳河自杀的。我母亲是一个能折不弯的女性，是刀对刀枪对枪面对面不眨眼的巾帼，她当然不怕那些“打砸抢（三种人）”，也不惧他们的拷问和打骂。她之所以用这种方式了结生命，之前曾对我们有过暗示。她说她失望的是那个灰暗的年代，人性的扭曲、人格的践踏，人们是非不分，道德沦丧，本来和善、融洽的人际关系，一下子变得无情、残酷，甚至一些受过她施舍、关怀的邻居、乃至亲人，象喝了迷魂汤似的狰狞恐怖，唇枪舌箭，没有了情义，也无良知可言。加上个别不孝子女的诬陷、控告。她对那个麻木不仁、黑白颠倒的可悲岁月，无法理解，十分忧愤。故而她用那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以表示对那场暴风骤雨的不屑与嗤笑以及不愿苟且活下去的一种宣言和告白。
母亲离开人世前后，我们这些子女也大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的被残酷折磨，迫害致死，有的流落民间，过着乞讨不如的生活。我也被以思想反动、对抗“运动”之名关押、劳改多年。三盘磨的家产更是浩劫一空，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落实政策，我母亲的冤情得到甄别，强加在她头上的各种不实之词彻底澄清，我母亲及三盘磨的财产大部分得到退还和赔偿。
如今，我已至老朽之年，子女们也已成家立业，处在幸福温馨的现实生活，我不时地回想起那段阴霾弥漫的日子。不经风见雨，不知道凄凉与温暖。我真诚地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衷心地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发自肺腑地赞扬邓小平等革命家的英明伟大。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们这些人的新生，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就不会有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就不会有安宁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是我这个经历新旧社会及各种运动风暴的老人的切身感受。
三、解放初土匪打劫三盘磨的经过
关于解放初期土匪打劫隆务三盘磨的情况，在《黄南州志》及《同仁县志》中均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事件发生在1949 年冬季，我当时9岁，对此事有一定的记忆，加上事后父母及姊妹们经常谈论此事，因而印象深刻。
1948 年，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胡宗南部在陕西节节败退，官兵惶惶不可终日，在此情形下，在陕西胡宗南部当团副的我二叔（名辛滋恒，在我父亲病故后，与其嫂我母亲续弦，成为我养父）乘机会，带着六七个部下逃回同仁，他们带来了一些枪支子弹等武器。其中三八大盖1 支、小三八1 支、捷克机枪1挺、转盘机枪1 挺、汉阳造步枪2 支、手枪1 支、手榴弹6 枚，每支枪约有80 发子弹。那几个部下多是从甘肃临夏一带从征入伍的壮丁，我母亲、叔叔不久给他们每人6 块大洋（留下枪支），打发回老家了。我记得各种枪的子弹袋是不一样的，汉阳造步枪是黄布子弹袋，日本造三八枪是蓝布子弹袋，因为有的子弹袋已经烂了，我们家又照原来的样子，自己手工缝制了几个。
我母亲一向喜欢玩枪，故而家中原来就有两支“二十粒”手枪（驳壳枪）和一些子弹，这些枪弹是我母亲托人买的。因为解放前后社会动荡不宁，杀人抢劫的事时有发生，而我们家——隆务三盘磨略有薄产，所以从保安请了五六个亲戚前来帮工守磨，看家护院。他们也带来自己防身的三四支日本造三八枪。这样当时家中有十来支枪，近万发子弹。当时家中有母亲、叔叔（养父）、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二姐、三哥、四哥、我与两个妹妹和1 个弟弟，还有6个保安亲戚，能拿枪的约10 余人。
1949 年9 月西宁解放了，而同仁还没进驻解放军；国民党政府的人员四散逃亡，社会秩序大乱。隆务河谷土匪猖獗，兵荒马乱。当时隆务寺及隆务街虽成立了自卫队，但缺乏组织、训练、装备等，仅能守护寺院、粮站等个别地方，大部分地方处于放任自流的无政府状态。土匪也往往看机会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约在当年10 月间，一天傍晚，从回民坟园东头冒出一帮人马，他们骑着马，赶着骡、驴，呼啸、吆喝着向我们三盘磨扑来。我们三盘磨地处隆务街北下端，在现回民埋扎下面的隆务河边，与隆务街道尚有一段距离，较为偏僻。中间的原州医院制药厂一带是我家的树院子，其他地方多是荒滩、灌丛，无人居住。当时隆务河边多为树林，我们三盘磨处在埋扎下边与隆务河之间的滩地上，埋扎下方崖坎根是我家的菜院子，紧挨菜院子的是我家的房舍（以木栅栏作围墙）。房屋大小约有20 来间，座北朝南的上下两层房屋，下面7 间出檐深，较宽敞，主要作油坊用。上面中间虎抱头的3 间为上房（堂屋），出檐浅，房前有较宽的平台走廊。挨埋扎一边与上房相连的西面修有4 间（上下两间）进深较短的西厢房，两间房门朝北开，连接上房平台，靠墙角两间房门朝南，并接在靠近上房的边上。上房东侧修有4 间进深较短的东厢房，两间是伙房，伙房的窗户朝东开，房门向南开在上房东旁；两间当住房，房门（连过道）向东开，通往磨房屋顶。限于当时条件及社情，院墙较厚，多就地取材，用石块和草泥砌成；后来又在上面几间的后墙上挖了枪眼（射击孔）；上房屋顶有一座用牛粪马粪作的小碉堡，中间夹羊毛，是用来阻挡子弹的。栅栏外东西紧接伙房一头往隆务河边一溜儿分布着磨坊，磨坊约5大间6 小间，1 盘磨1 间，3 盘磨3 间，另有住房1 间半，粮仓1 间半的样子。东西厢房与上房及磨坊都有上下楼梯及小门连通。
这股土匪约有三四十人，他们把骡马等放在回民坟院里，就从埋扎围墙向我家开枪、喊叫。他们嚷道：“索齐合加毛，得让索过那然”（索齐合加毛是对我母亲的称呼，意思是补金牙的汉族女人；）“得让索过那然”（是今天要宰掉哩的意思）。我母亲急忙与大家商量，说这伙土匪来者不善，今晚恐遭大难。并吩咐保安亲戚把几个小孩藏在油房下边的地窑里，“如我们被土匪打死，未发现孩子，就拜托保安亲戚把孩子养大。”并叮嘱大家说：这伙人是来抢东西的，大家以警告、吓唬为主，不到万不得已手榴弹不要打人堆（人群），枪不要往命上打（意思是不要往死里打），如果打死人，他们会纠缠不休，会引来他们整个部落的出兵报复。并让二哥二嫂及保安的两个亲戚共4 个人到楼下油坊、磨坊把守。我的三哥当时约有十八九岁，把在伙房，那里有一个后窗，从灶台（锅台）上架枪，从后窗打击爬上磨坊的土匪。当时个别土匪已爬上磨坊顶，把磨坊顶上狂吠的大藏狗砍死了，把磨坊顶上通往东厢房及上房的头道门砍掉了，准备经东厢房及伙房冲向上房。在伙房的二道门上，我养父（原叔叔）架有一挺机枪，土匪慑于密集枪弹的封锁，迟迟未敢冲入二道门。其他人各依后墙射击孔射击从埋扎那里冲向我家的土匪。我母亲打几枪换一个地方，使土匪难以摸清抵抗的人数。我的二哥因为经验不足，连续放枪，枪筒发热，打不出去子弹，就向我母亲叫唤：“阿妈，枪筒热了，子弹突突开了”。我母亲情急之下说：“尕娃，枪筒上把尿尿给，子弹就会打出去了”。在这相持阶段，同仁县自卫队得知此事，他们从营盘（原马步芳军队军营，在今新华书店上头粮油市场一带）向下呐喊，以示威吓土匪，声援我们。我母亲就给自卫队喊话：“你们帮助打的哈，你们的子弹、费用明天我们担。”当时县自卫队的人有二十多人（全部集合起来也有四五十人），听到求助，就从坡上台子向埋扎方向开枪支援，他们的枪多是八二枪，打出的子弹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嗞”声，夜间会留下一道红色的光线。这种枪当时人们没见过，土匪们也比较恐惧。就在此时，我叔叔向磨坊背后的空地上扔了一颗手榴弹，震动很大，土匪们被镇住了，纷纷叫嚷“的哇仓，炸弹有格”（意思是这个家里有炸弹）。这样约摸过了1 个小时，土匪们就匆忙撤走了。大概他们觉得再攻击，代价太大，且会受到自卫队的夹击。第二天在磨坊上发现了一个土匪的手中指，是被子弹打断掉下的。当天我们家宰了两只羊，拿了一百块大洋、1 褡裢子弹，去自卫队道谢。
后来，土匪还到我家骚扰过一次，《县志》《州志》上均未记载。大概那次土匪规模小、双方相持时间短的缘故吧。
距第一次打劫相隔四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又来了一伙土匪，大约十几人。其中埋扎那里有三四个打枪的土匪，磨坊周围转悠的六七个土匪。我们大家各依窗户、门口、射击孔鸣枪警告、抵抗的同时，我母亲从磨坊地道出后门，攀上一棵大树，向土匪方向打枪。两头一打，土匪们害怕了，以为是隆务街的民兵支援来了，就撤走了。临走的时候，土匪们准备点燃我家磨坊前堆放的柴草，我母亲看情形朝柴草上开了几枪，土匪未来得及放火，就慌忙往埋扎坡上撤走了。土匪撤走途中路过原营盘后面（现车管所位置）时，顺手在路旁堆放的部队（解放前国民党的驻军部队）粮草场的柴禾、干草（马料）上扔了几个火把，一时间燃起熊熊大火，火光冲天。这次火灾持续了多天，不仅把柴禾全部烧成灰烬，还把那里的土墙烧成了灰渣。
土匪攻打三盘磨的那一年至今已70 年了，岁月带走了我的母亲，也带走了我的许多亲人（枪支在抗美援朝时捐献给了国家）。如今我们这些留存下来的人，过着安宁、祥和和舒心的晚年，“打劫三盘磨”之类的事情将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水深火热的岁月，更要珍惜现在和谐幸福的生活，毕竟这样的生活来之不易，千载难逢。
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光明美好的时代，这是时代的造化，也是我们的造化，我们每一个人尽情享受的同时，悉心呵护才是。
(本文整理于2018 年底，讲述者辛廉是年79 岁，系三盘磨主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