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

钱塘江左岸的月轮山从外面看，是一片高高隆起的树林，初夏溽热，蝉鸣纷乱，里面的屋舍藏在绿色深处，不见其貌。我坐在山庄一间百年小屋，听窗外梅雨淅沥，高树膨大的树冠把远处都盖住了。

前一天一个人在山里走，雨很小，几乎看不见，就没有打伞。走到情人桥岔口，一只小狗从主人身边跑开，紧随我亦步亦趋。我走它走，我停它停。主人喊了好几遍，仍不回头。走了一两百米，还跟在后面，只好施以恐吓，它摇摇尾巴，怏怏不乐地回了。顺着山径随意行，进了一座山坳，一片茶树湿漉漉地绿着，露珠在茶叶上跳动。旁边，立三间红砖房，站了一会儿，没见人影。等回到住所，衣服刚刚湿透。

雨一夜未停，朦胧中似乎还急迫了一阵，打在树叶上飒飒响。清晨，雨寥寥落落地下，蝉鸣却密集。听着，心意阑珊，想起了高原上群山之中的老家。印象中，下雨的日子，这个老庄子照样老成持重，除了雨声，偶尔几声牛叫蹿出来，三跳两跳远去了，之后就是重重叠叠的静。父亲在雨天大部分时间抽着自种的旱烟，浓重的烟雾让他曾经自由行走的远方少了清晰。父亲凝望窗外，一堵长着零星雀儿烟的老墙把他的视线弹回来，没有声息地跌在院心，那里一株丁香、一株刺梅落完了花，已经很绿了。罹祸被迫返乡，心无皈依，我想，一个异徒的故乡早已不在。

从前年起，梦见父母的次数越来越少，前年五次，去年三次，今年六月结束了，一次也没梦见。不知道俗务缠身、无暇念想双亲，还是他们不愿在梦中出现。二十多年过了，生活中他们的遗物几近绝迹，我留着母亲栽种的一棵铁树，如今长大了许多，那个红泥花盆已让它很受委屈，生过几次换盆的念头，但一直没换。

我有一段时间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镇落身，四周戈壁茫茫，望不到边。夏季，午风吹动白杨树的叶片，天籁远远近近飘落，心里倦怠得很。父亲青年时代在此地受难，后遣返回乡，及至第二次来到小镇，已过天命，他的几个难友也陆续归来，几次相聚，难免唏嘘，无不感恩天佑，性命得以侥幸保全。后来为写当地教育志，我在张掖档案馆查资料，看到父亲获罪的原始档案，说组织七人小组云云。记忆里，父亲说曾因一些文字罹祸，毕业既被发配关外。那时父亲已调回西宁，我过年省亲，没有向他说发现档案的事，但大醉了一次。第二天母亲说，父亲在床边轻声唤我，我含混不清应答了一声，沉沉睡了。父亲直到离开人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带上荆冠。历史不会弄人，大多数往往沉默，唯有跳梁者丧心病狂，无视天理。当时，我没留下那份档案的复印件，过了一些日子想起来，觉得遗憾，想补救，已无办法。又几年，我刚刚调到西宁晚报一个月，父亲就过世了。现在想想，即使留存，也毫无意义。为这张纸，至少七个家庭背负了许多坎坷，其中不少人生改变。

不愿在梅雨季节勾留杭州，公干结束就到上海带着女儿去西塘看景。这个千年古镇，在嘉兴辖地，我来过多次，印象不深。历史代表过去，和现实的连接非常脆弱，何况常常被肆意涂抹，以至于原状不能探究，观者的几声感慨也被来来往往的脚印踩在脚下、吹散在风里。但江山不惊，桥仍在那里沧桑地站，水仍在那里缓缓地淌。过午，两人饥乏，拣一家临河小店，几样小菜，吃得散漫。门外，游人挤挤扎扎，蝉的叫声紧得很。再走，到了酒吧一条街上，上次来，看见一家墙外写着“中国最有艳遇的地方”，这次换了主人，卖当地手工服饰，店家软声软语，柔水一般。黄昏，去车站的路上问车夫古镇内可有住户，他说很少了，现在剩几个不愿搬的老人，其余皆为租客，住在镇里做生意。想必，古镇的夜是繁闹的。梅雨又至，离开车还有时间，正站在候车室屋檐下抽烟，一辆电动车驶来，男孩下车径直走进候车室，开车男子未穿雨衣，单腿支在地上看着男孩的背影，不时歪歪头，往候车室里瞅。十多分钟，他一直停在路边，不理会雨淅淅沥沥。我上前和他寒暄，答儿子十五岁，在嘉兴上高一，要回学校了，每次开车送成了习惯。男孩乘坐的车开出车站，男子跟在后面也离去。在雨里，他的车跑得不快。

回到西宁，已是七月出头，夜里忽然梦见了母亲。梦中，母亲拿着常用的厨刀，说要杀一头猪给我们吃。她生前发白的头发在梦境漆黑，胖胖的身子行动迅捷，起步之间利落地把刀刺向猪颈。母亲在厨房忙碌了一生，即便在突然离世的前几天，只要我们回去，她仍要做饭。我们不让，母亲还不高兴。大概，天下的母亲在子女跟前都不会说累言苦。

只是梦中没有父亲的身影。醒来身在高原，夜静得空旷，和父亲常常沉默的那些日子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