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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扎县志（1991～2015)》（以下简称《尖扎县志》）是我读过的一部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志苑佳作，它体例新颖、资料翔实、语言流畅、图文并茂、重点突出、特色浓郁、设计高妙、印装精美，尤其推陈出新方面在青海方志史上具有变革性意义，在全国志坛恐怕也不多见。
如果说在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在设计印制方面不是难事的话，那么资料编纂在全省多半采用采购承包的情况下，谈质量、谈完美、谈创新是勉为其难的。而《尖扎县志》在其学术指导李泰年、执行主编马世英等修志能员的同心协力、殚精竭虑、敬节笃行、辛勤耕耘下，达到了高质量编纂，实现了创新性著述。笔者在研读、琢磨、赏析《尖扎县志》之时，颇感以下几点可圈可点。
一、呈现出两大显著特点
匠心独运，锐意创新
《尖扎县志》策划构思缜密、精巧，篇目设计科学、合理，从体例、内容、版面编排以及装帧设计等，均显锐意创新、大胆开拓之功，不仅在编章两级宏观内容上有创新，而且在微观条目上有新意。如，鉴于本志是断代史、续志，无法全方位表现一个地方历史文化传统和事物发展脉络，该志在卷首置“前志概要”开篇，对前志作简要介绍，让读者明了本志时段以前的尖扎情况，具有追溯过去、连接现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这是省内二轮志书中所未有的首创之举。编纂“经济总览”一编也是省内前后两轮志书多无采用的新鲜花样。其中包括国民经济运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四部分，将一些在单一经济门类中无法说清的共性问题及发展规律予以整体统摄，使读者一看便可掌握全县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它看似各个经济部门的总和归纳，但也不是简单机械的数字叠加，而是对全县经济总情的立体观照与提炼概括。
图片峥嵘，别开生面
《尖扎县志》能在众多青海州县志中脱颖而出、卓然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图文并茂，将图体、照片与文字“平起平坐”，单独析离出来，完全纳入正文列编成章，让其“正儿八经”叙事。图照编分政治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五章，图照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资料丰富，确实增加了叙事品类、拓展了记述领域，发挥了“一图当千言、一照映百年”的作用。正如李泰年先生评价的那样：“将志书传统体裁中的‘图照’以横排竖写原则，完全纳入正文以编章叙事”，“既弥补了文字叙述不足以表达工商文明给农业社会带来的冲击，也满足了读图时代读者的渴望和诉求”，“弥补了过去志首冠以少量图照或文内零星插图带给系统性叙事的文气阻滞，或蜻蜓点水、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遗憾”。这种全新的叙事方法，形象直观地印证了尖扎各行各业的起伏、演进，增强了视觉上的冲击和感染，深化了志书的深度和广度，“能更恒定、更准确记录下已逝事物的瞬间凝固的诸多原真信息，可资读者睹物思人，重拾昔日的时光和记忆，还富含潜在的启示和给读者一种潜文本的心理暗示”。这种别出心裁的大胆创意无疑是对志本传统范式的一种挑战，必将启发修志者走出“照猫画虎”“依样画瓢”的套式，产生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
二、调剂了四个编写问题
调剂了承继与创新的问题
作为一地历史与现实真实反映的时代产物，方志历来主张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尖扎县志》作为续志在承继前志编纂经验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能够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特别在布局谋篇、资料取舍方面，求异思变、手法多幻、立意高妙、风格清新，能破除旧框框、设置新篇章，对发展和完美方志编纂实践做出了可贵探索。如大事记分成大事编年和要事本末两部分，大事编年依前轮志书以年代为目列出尖扎每年发生的大事，在此基础上，突出要事本末，比较详细地把25年中尖扎发生的十余件重要事件的发生、过程、结果一一呈现，资料丰盈、史料珍贵，叙事述说性强、服务意识浓厚，注意到了记述事物的完整性，再现了历史事件的当时面貌，这种力求“情景还原”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解说方式，区别于泛泛而谈的程式记录，不失为客观记事的良好路径。
调剂了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清代史志学家章学诚在其《修志十议》中曾说：“方志为史”，认为志书应为读者提供一个简明扼要的地方历史线索；同时他还说“志属信史”，即志书应为读者提供志书断限之内的真实资料，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本地客观情况的历史坐标。《尖扎县志》巧妙地处理了史事与今事结合陈述、历史与现实呼应表现的问题，忠于历史、尊重实事、还原现场、资料为本。正如泰年先生在该志跋中所言：“文本中资料的丰厚度、信息的密集度，有序排列的逻辑架构，提供了集团性史料的坚实阵容和毋庸置疑的可信，既有树木，又见森林”。特别是该志广征博采、摭晰挖隐，大胆采取“资料链接”“背景资料”“拾遗”等资料片段选录，作为或章或节或目的记述补充，其中既有理论文章，又有纪实特写，共计13篇，几乎每编就有1篇辑录史料，这种史与志相辉映，以“另类”“野史”佐补“正本”“官史”的叙事手段，扩大了志书的时间深度，延长了志书的空间广度，突出了志书的资料性、著述性，提升了志书的附加值和含金量，增强了志书的趣味性、可读性，起到了“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这与志书的“存史”价值无疑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在现代省内志书编修史上也是破天荒的。
调剂了普遍与特色的问题
“以一县之事志一县之志”（章学诚语）是编写县志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说在谋篇布局时，在遵循形式逻辑的同时，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逻辑，突出地方特点。能否突出地方特点，是衡量地方志质量的一条重要标准。《尖扎县志》坚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对重点加以充实，对一般加以压缩。同时没有拘泥于范式志书的苑囿和主观先入的成见，而依客观实际对全县经济社会状况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掘进，精心设计了一些特色篇目，详实记述了若干特异事物。如将“农村”“农民”“移民”等列编，将“坎布拉景区”“五彩神箭”“渔业”等升章，将“尖扎四珍”“农事祭礼”“康家语”等树节，将专题资料分别入志，达到记地方之事、写地方之人、载地方之物、表地方之俗、叙地方之礼、撰地方之貌的要求，彰显了地方特有风貌，突出了地方亮丽名片，使文本凝结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洋溢着浓烈的乡土气息，散发出亲切可人的“烟火味”。
调剂了记述与学术的问题
胡乔木曾说：“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工作”。李铁映也曾强调：“把志书的质量和学术品位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通览该志，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编纂人员调研、分析、归纳、提炼、综合、概括的艰辛劳动，特别是学术指导、执行主编高层次的学识水平、学术功力，使志书能够廓清“述而不论”的迷雾，摆脱平庸、狭小的执念，不仅引用了有关领域学术性的东西，而且在章下集序、文末结尾等关键片段加以恰当的分析、总结、议论，让叙事话语有声有色、有棱有角，具有生命力和放射性。其中该志的跋文最具代表性。此跋乃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副巡视员、青海省地方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泰年所作。李泰年先生早年曾任省地方志业务指导处处长，是全国地方志著名专家，他参与地方志编写三十余载，经历了第一轮、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全过程，是全省最具权威的方志元老。他以优美的笔调、生动的语言评述《尖扎县志》的同时，指出了当前志书编修过程中的一些习惯认知。评说钩玄提要，持之有故，见解独到，论证精辟，实为该志的点睛之作，大大提高了志本的学术品位，使我们这些修志者刊心刻骨。
三、体现出三种修志精神
高点定位，精益求精
俗话说：事在人为，志在人修，“修志之要在于得人”。一部志书的成功与失败，一定意义上讲取决于修志人员的素质。只有那些品学兼优、立意高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甘于吃苦、善思善写的行家里手，才能编出一部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的方志精品。《尖扎县志》编纂工作在启动之初就可看出定位高、要求严的端倪。据说这些“秀才”们将最初编就的草稿彻底返工,“推倒重来”，这种“重抹桌子重定菜”的系统性改正，非有相当的觉悟、责任、勇气、决心不可。在完成终审、验收定稿后，他们又经一年时间，下大力气，深入挖掘，查漏补缺，核实资料；字斟句酌，反复校对，调色修图，仔细打磨。仅别具一格的封面设计就可见识他们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的精神。双层折叠的护封封面为尖扎县城长幅近照；内封上册刊印“碧水——黄河风情”照片，下册刊印“丹山——坎布拉神韵”照片，彰显地情特点，反映尖扎丰富的地理文化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充满诗情画意。展开两幅折叠的护封，上册内印大幅面的尖扎县行政区划图，下册内印大幅面的尖扎县卫星影像图。大大提高了志书的工具性、资料性、实用性，使读者能一目了然了解尖扎县的行政区划、地理形胜，这应该算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的精妙之作了。
以人为本，与时俱进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初心，“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共产党人永恒的价值追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才是真正的“本体”。“改革开放的历史，首先是人的日常生活变化史，不论载文载道，还是史体志体，如实记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风气、家庭组成形式，乃至人民思想行为的变化才是根本”。正如李泰年先生所说：“在这部煌煌百万字的《尖扎县志》中，我们欣喜地见到基层人民群众和生产一线劳动者、创业者、实业者的身影和听到他们的声音，志书离普罗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近，将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生息纳入高度关注的视野，浓浓的家园情愫和殷殷的乡邦情怀，为该文本增色不少，增强了生命力”。该志视角向下、镜头下移，以普通民众“草根阶层”的“喜怒哀乐”“所作所为”为叙事主题，将“人民生活”“婚姻家庭”“农村”“农民”“移民”及“教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等提节升章，就“农民”一章写了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农民田间劳作、农民住宅、农牧民负担、农民观念五节；就“人民生活”一章写了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生活时尚、求学求教求职、投资理财五节；书末还排放了编辑人员查阅资料、社会调研、修改志稿的一组掠影。贯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表现出回归“本体”的民本思想，完全符合我们党的三代领袖人物一贯倡导的“人民书写”“书写人民”的告诫，契合由“政绩志”向“社会志”转化的时代节拍，这是时下我们的志书等这些“官书”所缺乏的。同时该志还动用“温馨”的人文叙事技巧，尝试有“温度”的柔性方法叙述历史，不时以老百姓的口吻说话记事，提供了那个时代的人和人生的重要实据。这是一种富有生机、活力和个性的表事达意，是对公式化、官本位语境的一种冲激，是志书走出思维定势和“惯性志观”的一种新兴试验，为志书写好人事提供了新借鉴。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
自第一轮修志断限以后的二十多年，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要写出一部好续志，就要发扬“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精神，勇往直前、大胆开拓，运用新思路、新方法，讲新事、说新人。《尖扎县志》从总体设计到内容构织，从层次结构到指导思想，均按照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三新”（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的原则，注意从宏观大势上分析、从微观小事处行文，在篇目上奋力创新、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在记述上开辟新境、求真务实、贴近时代，避免了千人一貌、千书一面、千篇一律的东西。如在“传统民俗”之后，专立“风俗变化”一章，其中设逐渐消弭的习俗、新近兴起的习俗、新兴节日、习俗演变等节，完善了事件的发展观、坚持了事物的整体性，跟上了前进的步伐、踩准了时代的鼓点，达到了以事系人，让事实说话，“寓观点于材料之中”，收到人在事中、旨在言外的艺术效应。这些新近兴起的习俗、新兴节日及新的风尚除个别“洋玩意”等，大部分是精神文明工程的结晶，是今天社会上人们普遍呼唤的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的东西。志中记载这些东西，正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发挥“教化”作用的需要。
此外《尖扎县志》在修志与续编的结合上有别他志。在省内第二轮州县志大都将时间段确定在1991～2010年的情况下，《尖扎县志》对下限时间界定在2015年，比其他志书延伸了5年，这在工作担子上自我加压、自增了砝码，但大大缩短了下限与出版的时间差，对紧密修续传承，做了积极努力。
清代乾隆年间杨应踞所编的《西宁府新志》是青海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系统的地方志，不仅在青海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为乾嘉时期我国史派方志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历来受到海内方志界的广泛推崇，被奉为后世方志编纂的经典之作。由此可见，一部好志书的出现无关这个地区的发达与落后，而在于编纂人员的学识与才干，我想《尖扎县志》无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