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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仁的二十余年，兰采于我而言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因为同仁的好多家族衍生于兰采，同仁的许多事件发酵于兰采，甚至连《年都乎土把总世家要略》这部具有研究“保安四屯”及同仁历史的资料，在“文革”中销“身”匿迹又在二十年后浮出于兰采，更令人蹊跷的是这部家谱的内容似乎神奇地发生了某些变异。何路“大仙”？又何故如此？也许因为与兰采的这些熟悉而陌生的“神交”，我对数年前偶然邂逅的《梦断兰采》这篇文章颇多感触，总想着要写一篇关于兰采的东西。
一、关于兰采地望的释义掌故
据《黄南州地名文化释义词典》介绍，兰采乡位于同仁县西北部，与县城相距28公里，兰采村是兰采乡治所在地。此处是从西藏念卿唐古拉山根的隆务村落款氏家族的瑜伽师拉杰来此定居之地，是原热贡（旧时同仁、泽库的合称）部族的发源地。兰采藏语意为大臣，即“王妃大臣在此占山起家”之意，传说有一位藏族大臣在此居住过。藏文史记热贡·地赞中载：“防守北门力士，为隆务兰采岳，傲如商主散步，右路似拉丝线，左山象宝满盆”。《安多政教史》载，这儿的山形犹如大臣披坚执锐，故名兰采。当地流传兰采原为千户部落，由明朝所封，号称“加扎大明千户”。著名藏学专家陈庆英在《中国藏族部落》中记述，300多年前藏族纷纷北渡黄河时期，该部落头人带领其大部分属民迁往今海南兴海地区游牧，现居其地的是当时少数留驻部族后代。尽管如此，兰采与隆务及热贡的渊薮脐带无法割断，因为热贡先人的来源中最先提及的地方就是兰采，隆钦多代本及其九子中除“神般的三个儿子”外，“人般的三个儿子”和“鬼般的三个儿子”先后从这里演绎，奔向各自的历史舞台，成为隆务囊索、道帷囊索、麻囊囊索及其沟让头人、尕让头人、羊让头人。故而，兰采对于同仁就如尖扎滩之于尖扎、毕家寺之于贵德（贵德民间有“先有毕家寺后有贵德城”的说法）。
现今人们平常所说的兰采，就是乡治所在地的土房兰采（与其对应的有帐房兰采）。该村在张扬的《青海古村落》中描述为“挂在山崖上的‘山城’”。它不是依山而建，而是“挂”在了山崖上。土房村的前面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沟壑，靠近沟壑的房屋，推开窗子往下看，其实就是万丈悬崖，但人们的视觉没有这么恐怖，因为村落就如同在一个森林中，目之所及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就这样，站在土房村远眺，隆务河谷地带尽收眼底。而河谷间是另一种景象：夏季，那里的油菜花悄然绽放，夹杂着麦苗的绿，人家的屋顶上冒着袅袅炊烟。这一切似乎距离土房村有些遥远，高耸在半山腰的土房村前有沟壑，背后又是巨大的山脉，像是一只无处可逃的受惊的兔子，站在悬崖边犹豫不决。世人好讲风水，其实风水朴素而言就是地形山势。一个地方的地形山势等地理环境状况，加上“天时”等空间气象因素，往往会孕育一定类型的生物群落，再注入“人文”活动及社会作用，就有可能会造就相应的人类文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大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中国古代向来盛行这样的理念，现代西方也一贯推崇这样的学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以此思路分析全球几大文明的根源脉络和兴衰规律的一位“世界通哲”。当然对于这位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我更欣赏他的一则预言：即“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一统世界”。1973年时至暮年的汤因比与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就人类的未来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的漫谈式对话，在这次高瞻远瞩的未来学式的全景探索中，汤因比透露了对中华文明的无限期望。他认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世界的未来在东亚，人类的出路在中国。要知道这位哲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值日本及西方物质繁华、技术发达、资本主义蒸蒸日上的势头，而中国处于社会空前浩劫、经济徘徊不前、物质相当匮乏的“文革”时期。他摒弃西方社会的傲慢偏见、夜郎自大、假仁假义和冷战思维，以伟人的睿智、远见、卓识，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表象洞察事物发展的根本属性，准确地预见了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我们今天不就迎来了这样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曙光吗！当然这不是什么救世主的恩赐，而是数千年中华文明厚积薄发的产物，是代代炎黄子孙的“大同”憧憬，是无数革命先驱的奋斗成果，当此千载良机，我辈应不负使命、踔厉奋发，让中华文明席卷寰宇。
二、关于《梦断兰采》的时代背景
《梦断兰采》是收于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青海民族大学校史丛书之六·青藏记忆》中的一篇文章，原文写作于1960年大跃进时期，是作者朱刚当时作为民院的在校生和校报通讯员，撰写的一组青海民院师生响应青海省“大办农业”的“大跃进”口号，前往民院校办农场所在地同仁县兰采开荒种地的两篇报道，即《夜过古城炼钢厂》《共青团员的鼓励》。这两篇通讯据说当时刊登在《青海民族学院校报》上。2013年民大收集校史回忆文章时，他又补写了《误入兰采》《梦断兰采》两篇散文，回忆了他们开荒劳动的苦乐、师生和诗酬唱以及编导“兰采大合唱”汇报演出节目等情景。当时的开荒劳动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条件艰苦、任务艰巨，还不时面临着饥饿、死亡的威胁，但作者并未渲染哀怨、惆怅的情调，而以朴实的笔法、生动的语言，乐观豁达、亢奋昂扬的精神，把自己的经历、见闻很丰富、很具体地表现出来。文章抓住了当时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那种极度匮乏又轰轰烈烈的特点，以记者之笔、行文学之文，努力发掘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意志，使文中洋溢着战斗的激情、豪迈的信心、奋进的力量，抒发了对那片土地、那些师生、那个岁月的感怀与思念。如《夜过古城炼钢厂》中有一席兴奋的抒情话语：是啊！这时候谁还感到疲劳呢？亲眼见到在自己的家乡—可爱的青海，党和人民画出如此美丽动人的图画谁不激动呢？联想到我们连夜行军奔赴开荒前线，当我们用自己的双手翻开沉睡的草原，播下幸福的种子，等到青海辽阔的草原到处金浪滚滚的时候，大于古城（注：平安古城）两倍、十倍、百倍的钢铁厂不知要出现多少啊！到了那时，我们的祖国又有钢、又有粮，人民的生活该是多么幸福啊……又如《误入兰采》中有一段铿锵的行为描述：但这丝毫未能动摇领导人要在高寒山区开荒造田、创造奇迹的决心。扎寨伊始，各班党支部、团支部分别召开战前动员会，一一表态，庄严宣誓，表示要与天斗、与地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全校师生被编为几十个战斗小组，一字在山坡坡根排开，命令一下，师生们挥动镢头，开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特别是作者以娴熟的“花儿”创作、吟唱，贯穿活动的若干节点，使枯燥、沉闷的劳作过程增添了许多难忘的乐趣。如在前往兰采开荒，步行到青沙山顶休息时，朱刚即兴编唱了一首“花儿”：登上高高的青沙山/化隆县它就在眼前/扯一块白云擦一把汗/高兴着唱一个少年（登于《青海民院诗选》）。在劳动的间歇，他还不时编唱一首首“花儿”：连走了三年的西口外，没到过循化的保安；连背了三年的空皮袋，没吃过一撮儿炒面。（注：这是一首采自循化、同仁等地的民歌。旧时同仁属循化厅管辖，从循化去同仁等西部牧区谋生喻为“走西口”；当时的保安泛指以保安府为主的整个隆务河流域）。拉杂山上的烟瘴大，伊麻目河里的水大；出门的阿哥们孽瘴大，家里的尕妹们苦大。（注：这是一首流传于“两化”即化隆、循化一带的民歌。拉杂山是位于化隆东南部的一座山峰，往昔拉水峡未通公路前，从甘都取道拉杂山至巴燕戎；伊麻目为循化街子附近的一段黄河，此处有草滩坝黄河渡口。1949年秋由王震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之伊麻目、拉杂山等循化、化隆一线势如破竹的第二兵团与享堂镇、老鸦峡等民和、乐都一线挥戈猛进的第一兵团，先后进抵西宁，进而解放青海全境）。无疑这些语言活脱、生动形象的“花儿”歌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共鸣，使我的思绪禁不住回到那个“少年”与“花儿”的激情岁月……
三、关于《梦断兰采》的作者及作品
实际上我与朱刚教授并不熟悉，只是多年前我从原黄南州政协副主席马良才的手中看到《梦断兰采》这篇文章，因其与黄南有关且颇富文采，引起我的注意。那时，他已退休，担任青海《绿音》杂志主编、甘肃《开拓》顾问之类的编务工作。听说他以前是青海民院的老师、西宁东关的回族。直到他去世后，从他子女们整理的有关他的“笔札集”中我才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的身世及其他情况。其中介绍，他是回族，1938年12月生，青海化隆人，原青海民族大学副教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资深编辑。1961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藏文系，留校工作至退休。精通藏语、蒙古语，先后从事过《汉藏翻译理论》《文艺学概论》《民间文学概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曾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歌谣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理事、青海省文联第四届委员、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特别是从其中朱刚所写的一篇关于《青海朱姓回族的形成及其教育理念》的文章中，了解到朱刚祖上世居化隆县巴燕镇西街（西上），祖太爷（距今约六世）成福公，原系江苏扬州府甘泉县怀远坊菜园羊铺东面大街人氏……咸丰初年来到化隆，皈依伊斯兰教，娶马氏之女为妻，遂滋生化隆朱姓回族。参阅《化隆县志》《青海回族史》《青海回族文学丛书》等资料，其中说法不尽相同，但都认可朱姓回族始祖为江南汉人，且最初的《化隆朱氏家谱》也是其始祖于1911年“延请文士”纂修的。朱刚等人在其2000年左右编纂的《化隆朱氏族谱》中也重申了“起根于江南扬州、发苗于青藏高原”这则“朱门简史”。
谈到朱刚的成就，可谓一生勤勉、著作颇丰。他在从事民院教务、编辑之余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当地回族、撒拉族、土族等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曾主编《中国谚语集成·青海卷》；编印《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出版《爱情花儿百首》《青海回族民间故事》《藏族谚语选》（藏汉对照，与人合作）；《土族撒拉族民间故事选》（与人合作），撰写发表有关民间文学、民俗、宗教等相关内容的论文50余篇，撰写《中国风俗词典》《中华风俗大观》《中国回族大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文学卷、曲艺卷辞条。他的主要作品，是他归真后其女儿朱苑梅整理的两部集子。2018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朱苑梅收集整理、澳门大学中文学院院长程祥徽教授作序的《山花烂漫映少年》（西北花儿拾萃），该书共分相认篇、择友篇、相恋篇、盟誓篇、相怨篇、离愁篇、人文篇、曲令篇共八篇，10万字，收集甘青等西北一带“花儿”近千首。202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朱苑梅收集整理、原民院终身教授贾晞儒作序的《朱刚笔札记》，该集由朱刚自1978年至2013年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及退休后的一些出自生活感悟的诗歌、散文收集而成，内容涵盖了民族学、民俗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研究领域，分民俗篇、花儿宴席曲篇、民间文学篇、历史篇、民族教育篇、述评人物篇、心语篇、附录共八部分，43万字。
从这两篇作品来看，朱刚教授完全可以称得上民俗文化学者、“花儿”专家，特别是在“花儿”领域涉足时间之早、所下功夫之深，非一般“花儿”专家可比。他在“花儿”理论研究上视野宽阔、探究深远，是较早提出“风搅雪‘花儿’”概念的人。确如程祥徽教授评价的那样“是一位民族文化大师级人物”。《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中给予他这样的评价：“朱刚是青海当代回族民间文学的最早发现者和整理者。他亲力亲为耕耘在回族民间文学的丰厚土壤中，整理了一大批早已散失在基层的回族以及其他青海主要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抢救性地让深埋底层的民间文学资料焕发出了新的光彩。特别是对回族宴席曲、‘花儿’、民间故事、传说进行了系统整理”。他的学问之所以人们知之甚少，大概因为他是一个埋头苦干、与世无争的“经院学究”罢了。
四、关于《梦断兰采》的相关人物
《梦断兰采》涉及到一个重要人物即程祥徽。作者朱刚在记述兰采开荒的前前后后中十分感慨地追忆了他和程祥徽老师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共同经历的难忘岁月，他们惺惺相惜，一起切磋“花儿”。说起来程祥徽和朱刚应该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程祥徽于1957年在北大中文系毕业鉴定会上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留校等候分配，期间他主要干的是给教授们誊抄书稿及专业资料之类的杂活。1958年他被派往北京郊区齐堂与“下放干部”一起劳动，接受“监督改造”，是青海民院去北京某部门协调工作的一位处室负责人要到青海来当教师的。程是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的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化大师，是海内外著名的一代学者。他在青海教学之余，撰写了大量的唱词、快板、“贤孝”作品，编导了《兰采大合唱》、藏族歌剧《雪山战歌》。他善于借鉴民间文学语言，使他的文风生动形象，洋溢着民族文化特色，如《兰采大合唱》的开篇词：“风调雨顺的兰采沟，百花盛开的地方”。俨然如一首“花儿”歌手唱出的“花儿”。他虽然离别兰采多年，但时时怀念这个“梦魂必常绕”的深山老林。2011年10月，澳门大学为庆祝程祥徽教授赴澳门从研从教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时，程祥徽与应邀参加活动的青海民大校长何峰，文学院院长谷晓恒，教授贾晞儒、朱刚、石国正谈到当年的兰采开荒，感慨不已，还随即和朱刚“1960年青海省同仁县兰采沟垦荒”两首：
青沙万仞入云层，夜渡冰河马啸鸣；兰采沟中鬼作伴，垦荒号子代歌声。
翻山越岭淌冰河，兰采沟中梦话多；拉伊随风来帐内，酥油灯下写悲歌。
朱刚和程祥徽是“花儿”研究志同道合的挚友，也是甘苦与乐、患难与共的同事，他们互敬互学，是知识分子重情重义的典范。《朱刚笔札记》中有一篇“耕耘花田人亦香”的文章，是朱刚专门评述在“知识分子写诗歌、工人农民编‘花儿’”的年代，程祥徽先生与“花儿”的故事，以及他的横溢才华、特殊气质。朱刚过世后程祥徽怀着深切的缅怀，以沉痛之心写出《梦回兰采沟》的悼念文章，高度评价朱刚的成就，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友谊。是啊，文人就是这样，一旦相交相知，便相互敬重，相互赞扬，毫无功利之心，就如欧阳修与苏东坡、苏东坡与黄庭坚，他们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提携、荐扬，堪称文人间爱才惜才的典范。故而我在看《忆旧》《传灯》《泛梗归来》《另一种学术史》之类的记述知识分子学术薪传、师承的故事时，常感动于文化大家的渊博学识与高风亮节，不免对曹丕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产生异议。建安“七子”之一的曹丕以“文论”自负，算得上是一代文化大家，但其对文人冠以这样的“名声”恐不公允，也许曹丕的身份决定了他早已脱胎于文人的阶层，也许世间本来就罕有甘为人梯的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