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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西北大部分地区相继解放，但反动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其灭亡的命运，一面大肆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一面千方百计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局部封建割据地区。特别是在青海，马步芳苦心经营四十多年，反动势力根基很深，民族宗教形势尖锐复杂。1949年底，青海的门源、湟中、平安、循化、化隆、民和、上五庄、互助、贵德、海西等地发生了反革命叛乱，尖扎昂拉等地还处在封建割据状态。1950年春，化隆卡里岗地区叛乱被平息后，一些漏网之鱼趁机潜逃至尖扎县昂拉区，极力煽惑和挑唆昂拉第七代千户项谦对抗人民政府，他们诱使项谦担任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委员、“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拥有部落兵众2100余人，配有步枪、火枪、冲锋枪、八二炮、短枪以及刀、矛、斧等武器数百件，四处抢劫，杀害解放军和无辜群众，妄图抗拒解放，维护反动统治。青海的匪患，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毛泽东致电西北局，要求坚决剿灭。
为了尽快解放昂拉人民，彻底摧毁反动势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始终坚持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从1950年9月开始，在习仲勋的指示和领导下，青海省委先后17次派出省政府相关领导以及宗教界著名人士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43人(次)前往昂拉地区和项谦谈判，要求他与反革命武装分子划清界限。但受马步芳残匪煽惑和离间的项谦言行不一，拒绝和谈，导致谈判无果而终。1952年4月下旬，在和平解决无望，加之青海省各界代表坚决要求肃清昂拉地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基础上，青海省委报请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同意，作出《关于进剿尖扎区反革命武装的决定》。整个战斗于5月2日结束，昂拉解放。肃清了盘踞在昂拉地区长达3年的土匪特务，摧毁了青海南部势力最大、最顽固、最嚣张的一股土匪，使昂拉实现了从武装割据、土匪横行到社会安定的历史性转折。
收复昂拉部落千户项谦，成为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的一次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型范例，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毛泽东十分高兴，称赞道：“诸葛亮有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开玩笑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回顾昂拉解放的历史，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通过多年潜心研究，认为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历史经验和价值启示。
一、现实意义
（一）对加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49年前，马步芳军阀统治青海时，惯用正反两种手段对待各族群众，既以武力镇压和高官厚禄、财物拉拢两种方法管理少数民族部落，造成民族关系非常复杂，民族矛盾日益激化。1934年马步芳派马良三次攻打昂拉，企图以武力征服昂拉地区，失败后，转而用委任更高职位和财物进行笼络，实现加强其军阀统治的目的。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与策略，十分注重做好民族工作，比如剿匪部队进入尖扎区以后，纪律严明，对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非常尊重。解放军某部路过德钦寺，晚上没有地方住宿，战士们宁肯在屋檐下休息，也不到寺院或群众房子里去住。清剿当中的俘虏以及投降的土匪，除国民党残匪和首恶分子外，对参加叛乱的藏族群众，包括头目、官员全部释放。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不仅稳定了昂拉地区僧俗群众的人心，建立起人人平等的新型民族关系，也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续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对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讲求统战艺术具有指导意义。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解放昂拉中，习仲勋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统战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始终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原则，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爱教的喜饶嘉措、夏茸尕布、古赛嘉等民族民主人士。为了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派遣人员达43人（次），既包括党政军领导人员，还包括宗教界爱国爱教人物，有的统战人士多次反复深入昂拉，大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对项谦进行苦口婆心的规劝。最终在人民解放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党政领导、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心协力下，形成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成功解决了昂拉问题，也对新时代增强统战意识、掌握统战规律，创新统战工作方法具有指导意义。
（三）对新时代做好群众工作，高度重视主动适应形势，增强工作本领，具有示范意义。昂拉剿匪平叛结束后，人民政府为解除该区各族人民的苦难，立即组织医疗队、贸易队、救济队赴昂拉，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医疗队共治疗三千多人（次），注射了盘尼西林与六○六等许多珍贵药品。无论打针服药都不收费，赢得了民心。贸易队商品物美价廉，以物易物，上门服务方便了群众。救济工作，对贫苦群众每人救济粮食30斤，次贫者20斤。此后又救济死亡人员家属粮食1万斤，给贫苦群众发放救济粮两万斤。通过帮扶、救助和安置工作，使昂拉及周边各族群众充分了解党的政策、政治主张、工作作风和立场观点，不仅使党和人民政府获得昂拉地区各族群众的支持、拥护和信任，对新时代群众工作积累工作经验、讲求工作方法、提升工作能力，满足群众需求具有示范意义。
二、历史经验
（一）实践证明，昂拉成功解放的重要原因是充分做好了宣传工作，稳定了民心。新中国成立前，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少数民族群众缺乏对党的了解，更缺乏对党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了解，部分民族上层人士对人民政府抱有怀疑，甚至受反动势力的挑拨，与党和人民政府存在严重的对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解放军进入昂拉地区之初，首先对各族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是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是保证各族人民利益的，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政策是永远不变的。1952年5月2日，剿匪开始的同时，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政治协商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出《为清剿尖扎土匪告各族人民书》，成为昂拉解放的宣言书、战斗书。“各族人民书”向项谦、敌特分子和各族群众说明了进行武装清剿的原因和理由，指出武装剿匪是人民解放军经过17次政治争取无果后，不得已采取的措施等等。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和落实，有力驳斥了马步芳残余匪特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纠正了敌特对党和政府负面宣传造成的误解，捍卫了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定了民心、孤立了匪特，夯实了昂拉解放的思想基础。
（二）实践证明，昂拉解放取得成功原因是以和平解决民族问题为原则的谈判艺术的灵活运用，奠定了政治基础。谈判作为昂拉解放中极其重要的战略与谋划，决定着战争结果。从1950年9月第1次谈判起至1952年4月上旬第17次谈判，共进行了两年零七个月。习仲勋作为当时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领导人，坚持和平解决昂拉问题原则，精心谋划和指导了17次谈判工作。在谈判时机的选择上，根据昂拉解放的特殊性复杂性残酷性，作出冷静清晰的判断，以很强的前瞻性预见性谋划了谈判的节奏。在谈判过程中，多次致电青海省委，关注谈判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以极大的革命耐心，对如何进行谈判、怎样谈判等细枝末节悉心指导。在谈判人选的斟酌上，选择了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群众信任度高的社会知名人士 ，并给予原则策略和具体操作方面的指导。通过17次锲而不舍的谈判，分化了反动阵营，使项谦最终归向人民，奠定了解放昂拉的政治基础。
（三）实践证明，昂拉解放取得成功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回顾昂拉解放的整个过程，贯穿该事件的主线，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52年4月，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斗志勇敢地承担党所赋予的光荣任务，前往昂拉参加剿匪斗争。面对敌特分子设置的一道道防御工事、暗杀、伏击和后方补给困难的险象环生的大环境，历经硝烟战火，披荆斩棘，靠着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英勇战斗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战胜了凶顽的敌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这种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鲜血和生命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昂拉奠定了牢固根基，彰显了崇高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彰显了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大无畏气概。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黄南党的史册上，永远铭记在黄南各族人民心中！
三、价值启示
（一）实践价值。昂拉解放史就是一部各族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敌的奋斗史。回顾70前，党领导昂拉各族人民，面对土匪特务的烧杀抢掠和封建千户的肆意压榨掠夺，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推翻了马步芳军阀和封建千户的反动统治，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开启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进程，蕴涵巨大的实践价值。新时代，为了在实践中不断把这一特色和优势巩固好、发展好，昂拉乡党委、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汇聚起各民族团结一心的磅礴力量，战胜挑战、抵御风险、攻克难关，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昂拉新篇章。
（二）学术价值。昂拉解放历史事件发生后不久，引起国内外党史、革命史、军事史专家的关注。国内学术界关于昂拉解放历史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90年代，多以追忆、记事为主，近几年以理论研究为主。《人民日报》《青海日报》的报道、有关电文、项谦的表态文章、图片等珍贵资料，是较早的历史文献，是研究昂拉解放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特别是青海学术界，比如格桑嘉措、曲焕嘉措的《道帏格西喜饶嘉措大师传》、公保扎西的《喜饶嘉措大师史料集·新中国卷》和魏守良的《习仲勋与青海》等，收录了习仲勋与青海省委对昂拉千户问题交涉的电文、批示和指示等一手文档，对历史背景和拓展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作为党的理论研究者，通过昂拉解放历史的深入分析研究，把研究昂拉解放的文化精神同研究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使全州党员干部能够更加深入了这段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使之成为激励黄南各族人民开创现代化新征程的精神力量。
（三）文化价值。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和平解放昂拉，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7次劝降过程中，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最大程度上赢得了民心，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树立了党的统战史上的光辉典范，其中的文化价值及其范式已经深深根植于黄南各族儿女心中。进入新时代，在学习借鉴掌握老一辈政治家统战思想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新时代党的统战思想的文化价值，建立内容更加丰富、领域更加宽广、群体更加多元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紧紧围绕着增强统一战线自觉意识、发挥统战思想引领作用、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凝聚起最为坚实的政治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助推黄南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中共黄南州委党校副校长 正高级讲师）
